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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前年国庆节，我回老家，在马路边的饭馆前看到了一个中年胖子，乐呵呵地笑着，怀里抱着婴儿。我迟疑地喊：“小山。”他冲我客气地笑笑，说：“回来了？”

    我们在他饭馆吃了顿，口味一般，喝了很多。他醉醺醺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坐了四年牢。但老天对我很好。”

    我回头看看抱着婴儿的马莉，马莉左眼无光，右眼流露着对孩子的无限温柔。

    十多年前，她的左眼就是戴着假眼珠。

    我一直在想，小山困守在落后的小镇，要文化文化没有，要家产家产没有，对，就是困守，却坚守着一个瞎了眼的女人。

    而飞出去的兄弟们，如今离了几遭的有，浑浑噩噩的有。

    究竟谁对这世界更负责些？

    回到初中年代，那场斗殴的现场。

    在三大队村长的咆哮声里，他喊得最多的词语就是强奸。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作强奸。听旁边人议论，六大队一个混子，强奸了三大队的一个村姑。因此双方聚众火并，却因为初中生年纪的小山改变了局面。

    小山，十五岁，身高一米七七，八十公斤，脾气暴烈。

    小山脾气暴烈，只是对我显得宽容。

    小学六年级，我一直生活在对小山的深深愧疚中。

    开学文艺会演，欢度国庆。我们排了个小品，按照梁祝的故事，在老师指导下拼凑了简易的剧情。

    小山虽然又高又胖，但身为帮主，自然担负男一号梁山伯。作为副帮主的我光荣地饰演马文才，衬托帮主的形象。

    马莉饰演祝英台。

    彩排得好好的，正式演出时台下坐着校长老师同学，黑压压一片，却捅了娄子。

    梁山伯到祝英台家拜访，马文才登门求亲，梁山伯见势不妙，赶紧也求亲。两人跪在祝英台面前，手里捧着文书，脚下互相踹着。

    台下哄堂大笑。

    祝英台选择了马文才手里的文书。

    台下鸦雀无声。

    负责排练的老师急得站起来乱挥手，小声地喊：“错了错了！”

    然后台下又哄堂大笑。

    含着眼泪的祝英台坚持拿着马文才的文书，死死不肯松开，也不肯换梁山伯手里的文书。

    我和小山打台球，偶尔会提起这件事，他随意地搂住我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自家兄弟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再说当时被老师赶下台的是我们三个，大家一样难看。”

    从我得到的消息，小山和马莉小学毕业后没什么交集。直到那天奔赴三大队、六大队的路口，农民们大打出手，其实也就两人受伤。

    问题是马莉便在中间。

    她被捅瞎了左眼。

    另外一个受伤的是三大队名气很大的疯狗。他从小精神有问题，谁也不敢惹他，比我们大四五岁，小学都没读，谁不小心碰倒了他们家篱笆，或者踩了他家地里的庄稼，他可以拔出菜刀，冲到肇事者家里，穷追猛打不依不饶一个星期。

    疯狗捅瞎了马莉。

    所以小山抽出摩托车的车锁，一根长长的铁链条，劈头盖脸地狠砸疯狗。

    而且只砸头部。

    疯狗没死，但住了多久医院我不清楚，因为初二我被调到外地学校。那里比我老家更加破败陈旧，尚未升级为镇，叫金乐乡。据说升学率高一点儿，母亲毫不迟疑地动用关系，将我丢到那边。

    这儿的农村黑社会就不太发达了，学校充满了学习氛围，连我骑一辆山地车都会被围观。

    后排两个女孩交了钱给食堂，伙食比其他人好些，中午有山药炒肉片之类的吃。她们邀请我，被我拒绝了。

    我觉得接受女孩子的馈赠，将会遭遇惨烈的报复。这个观点我保留至今，人家对你好，你就要对她更好，免得到后来每天生活在愧疚里。

    女孩在食堂刚端好菜，斜插个高年级生，一把抢过，我依稀记得是碗香芋烧肉。女孩细声细气，说：“还给我。”男生丢了一块进嘴里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不还。”

    女孩眼泪汪汪，撇着嘴要哭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为点儿粮食闹矛盾。

    我走上前，但不比小山，没戴皮手套，随手将一整盆米饭扣在男生脸上，接过那碗香芋烧肉，递给女孩。

    男生揪住我衣领，他高我半头，我摘下别在衣袋上的钢笔，用嘴巴咬掉笔盖，笔尖逼近他的喉咙。

    男生脸色煞白，转身就走。

    期中英语考试，我背不全26个字母，看着空白卷子发呆。后排丢了张字条过来，是选择题答案。这是我历史悠久的作弊生涯的开端，而且这开端就极度不成功。因为刚抄一半，监考老师跑近，手一摊让我交出来，我瞥她一眼，缓缓放进嘴巴，努力咽了下去。

    监考老师勃然大怒，颤抖着手指着我说：“零分！我会告诉校长，你等着回去重读初一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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