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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走了一圈，走到她的床边，摸了摸她的床铺，想着她躺在上面的情形，也许她出去放风或者做检查去了，起初的激动慢慢平静了下来。

    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正发着呆，背后忽然有人说话。

    回头一看，一个中年护士正怒目瞪着我。

    我也是伤员之一，她也照顾过我，我立即道：“我来看望袁喜乐同志，她是不是没事了？”

    “她去做检查了，白天都在其他帐篷里，晚上才回来。”她道，“这里是女兵帐篷，你要探病得先约时间，找你们领导组织大家一起来。”

    我道：“我看见警卫撤走了，以为可以来探望了。”

    “一个一个来病人还要不要休息？”她拿了桌上的一只铁饭盒往外走，估计要去食堂打饭，“你别在这里等了，她回来我也不会让你单独见的，回去吧，记得把帐篷门拉上，回来以后如果你还在我可就不客气了。”说着急匆匆地离开了。

    我叹了口气，忽然有点失望，还以为终于可以看到她了，结果还是看不到。晚上这里是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，我不可能等她回来。

    把病床整理了一下，我又看着床铺发了会儿呆才准备离开，走了几步，我忽然想给她留点什么，让她知道我来过了。

    摸遍身上，我只摸到一包烟，瞬间叹了口气，想到了当时在避难所里她也要烟抽的情形，不由得有些难过。我抽出其中一根烟，把烟盒子塞到了她的枕下，终于转身离开。

    出了医疗区抽上烟，我忽然觉得心中的各种浮躁稍微平复了些。又想着袁喜乐能不能发现烟盒是我留下的，起了一刹那的错觉——我正躺在她的枕头下，等她回来。

    之后的几天我都没有再去找她，因为从起床开始，我就开始学习各种思想语录，都是指导员在营地里组织的自发性自学。本来政治觉悟就是我们的弱项，根本学不进去，再加上没法去看袁喜乐，我更加有了厌烦的感觉。

    在这段要命的时间过去后，后来被我们称为“赶鸭子”的第一次通气会到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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